遁形山林的智慧
——浅谈中国的隐士阶层
之所以选择“中国隐士阶层”这一课题论述，是因为“隐士”在中国乃至在世界文化发展进程中着实是一个特例。文明皆为人类创造，无论东西，多有相似雷同。诸如：西有民主，我有推举；西有理想国，我有桃花源；西有骑士济民；我有游侠仗义。而我有隐士，西方文
明史上却未有相似阶层的出现。因之特殊，故发而阐述。
一、隐士的含义及特征
谈及隐士，先要理解一个“隐”字。隐者，趋避也。或是迫于某种压力或是循着某种追求或是碍于某种情感而远离尘嚣，人为的去断绝与社会的联系。诚然，人若要与社会完全断绝联系是不可能的，否则陶渊明一定会被酒馋死，严子陵钓的鱼恐怕只好生吃。所以“隐”
实际是一种对社会关系得远离或曰对社会关系中世俗功利的那一部份的规避而非彻底断绝。
假使范蠡不携西施同隐，岂不是件很煞风景的事，而带了西施他至少还没断绝夫妻关系。
又有语云：大隐于朝，中隐于市，小隐于山林。这一说法显然是隐士阶层发展到一定规模时，由某些人提出的。隐分大小，层次出现了高低，“隐”的内涵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由“甫归终南山”发展到了“心远地自偏”；由人身的遁形匿迹发展到了精神上的遗世独立；由与统治阶级的完全对立发展到若离若即。到此时，隐字已包含了人身上的隐和精神上的隐两个层次。
其次，来看这个“士”字。《说文解字》里面的解释：士，博学者也。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知识分子。应该看到，在古代，无论中西，文化的普及范围实际是很小的，所谓教化，也多针对拥有一定物质基础的阶层实行，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待，那时候的知识还是属于统治阶级或曰剥削阶级的，这是时代的限制，就算在今天的社会主义制度之下，我们的人民也并非都可以接受高等教育。我们还是得承认，在当时的社会中，知识和掌握知识的人，还是很受人们崇敬的。中国古人把这么一批文化的传承者尊称为“士”,诸如学士、博士进士等等,可以明确，在中国，士具体的一般的指代在当时了解文化掌握知识有思想有头脑的知识分子阶层。
综上所述，可以把“隐士”理解为是具有一定知识内涵和文化底蕴而又因某种原因而不愿意与统治者合作以至于采取各种形式躲避名利、躲避政治、躲避黑暗的一类人的总称。能够看出隐士之关键在于“士”，这是隐士阶层与众不同的标志和特征，是隐士之所以区别于山叟野老的特殊属性。隐士首先是知识分子，他们属于知识分子阶层，而其自身又具有了异于一般知识分子的品格，是其中的一派另类。其次，隐士才是遁形山林的超脱之人。
以上阐述了我个人对“隐士”这一阶层属性的理解。为方便大家理解，再次归纳一下。
(一) 有文化，有思想。可以慧眼洞察世间百态，却固囿于时代的局限而找不到救治的良策，只好采取一种超脱的姿态“退而独善其身”，以求眼不见心不烦。
(二) 有信念，有操守。能够明辨是非，坚持追求真善美，追求公平自由，追求诚信正义。
而在这种追求得不到实现时，往往心灰意冷，旋即弃世遗世，归隐山林。
(三)有个性，有特点。隐士大多特立独行，与众不同，并非为了哗众取宠，不排除有个别现象。而是因其思想内涵的自然流露与外化表现。追求个性解放也是中国隐士阶层的一以贯之的传统。同为士隐却不同，目的一样，方式迥异，不同的隐士，思想境界不同，所以其处事方法也不相同。
以上是对隐士特性的一点肤浅的认识谈完了隐士的特征那么产生这一阶层的历史社会的根源何在呢？是什么使得隐士成了中国文明乃至世界文明发展的孤例呢？
二、隐士产生的原因
我个人拙见认为，隐士在中国是必然产生的一个社会阶层，这是中华民族独特而博大的文化底蕴孕育出的一颗璀璨的明珠。然而这同时又是一颗畸形的明珠。纵观中国历史，上至尧舜大禹，下迄光绪慈禧，浩浩五千年，漫漫坎坷路，我们的祖先创造出了辉煌的文明，宽
广而博大，谦虚而平和，堪称硕果累累。我们的文化从一开始就具有了兼收并蓄、求同存异的传统。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成长起的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也同时始终具有着博大的胸襟，谦虚的态度，高尚的情操和坚定的操守。然而，与此相对应的我们的政治制度，从启立夏历经
商周，又自始皇一统到鸦片战争，一脉相承延续不断的竟是专制专制再专制，中国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专制制度的发展史，是专制制度不断加强最终登峰造极的鉴证史。
在这种政治制度下，统治必然有很强的随意性和昏暗性，对于文化的态度也必然是极其残酷不择手段，因为很显然的，统治阶级是绝对不会希望有异己的学说存在的，对“蛊惑人心”的思想肯定会赶尽杀绝。如此一来，要求兼收并蓄、畅所欲言的文化，与崇尚暴力、追求集权的政治间就必然会产生矛盾。这种矛盾我认为实际上就是文化追求的多样性与政治追求的单一性之间的矛盾。
换言之，即：文化要的是百花齐放，政治求得是一枝独秀，不可调和。
当然，不能一概而论，文化与政治的矛盾不是从其诞生时就具有的，文化与政治的矛盾也不是绝对不可调和的。事实上——具体到中国而言，早期的文化与政治是不分家的，譬如上古时期的部落领袖伏羲是阴阳学说的创始人，周文王是周易的推演者，至于周公旦则更是不遗余力的推行“礼教”，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
但是，随着文化与政治的对立的加深，政治对文化的局限与束缚日益严重，文化与政治的矛盾开始凸现。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和残酷的刑罚，文化的力量显然是单薄而不堪一击的。但，我们欣喜地看到，文化并没有妥协，没有因为政治的压迫而止步不前甚至湮灭，这集中的体现为知识分子，也就是“士”对政治制度对社会归宿进行的不懈探索。
东周列国，战事纷纭，扰攘不断，民不聊生。在这种长达五百年的动荡局势里，无数的知识分子提出了各式各样的治世救国的思想，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派别，涌现出相当一批伟大的思想家，传播或
践行着他们的思想学说。诸如孔子、老子、庄子、墨子、刑名、坚白、阴阳、纵横等，这些学说对后世的影响可谓空前绝后。此后的数千年间无有出其右者，中华文化的框架在这时被架设起来，及至秦朝统一，中央集权的国家建立起来，文化的繁荣随着专制的加强而迅速衰败，后来的焚书坑儒实是文化的一场巨大浩劫，文化被政治重创，再往后，汉武帝罢黜百家，再一次对文化进行了破坏。从此，文化再没有像春秋战国时期那么繁荣过，文化的多样性受到了删节，许多优秀的文化沦落民间，走向堕落，成为迷信，甚至有的干脆就湮灭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
在此情况下，士的阶层开始分化，一部分尝试与政治融合，希望并入统治阶级从而使自己的思想学说借国家机器的力量推而广之，实现其治世救国的理想，变成了“仕”。这一部分人可以说部分的在某些层面成功了。譬如，董仲舒，他对儒家学说进行删改，迎合了统治者的需要，至少，让儒家学说借此机会确立了其统治地位。而另外的一部分则对政治心灰意冷，对社会的阴暗感到失望，遂抱定了明哲保身清静无为的思想武器，躲进了山林，与统治阶级划清了界限，走上了归隐之路。于是，隐士产生了。
所以，我认为，在中国，隐士阶层的出现之根本原因，是民主自由的文化追求与专制强暴的政治统治之间的矛盾，是不愿屈从政治的文化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形式，是必然出现的。
倘若没有隐士，我们的文化实际上是被政治压迫扼杀了，试想如果压迫之下没有反抗，难道不是悲哀吗？我们庆幸我们有隐士阶层的存在，是他们让我们看到了民族的希望，看到了国家的前途；是他们让我们了解到了原来还有这么一种生存方式；是他们拓宽了我们的精神家园，让我们在经受挫折时还能得到慰藉，做到豁达。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隐士是夹缝中的产物，是政治迫害的不得已，所以同时也是畸形的。
三、关于隐士阶层的演化、发展、及各自归宿
在中国隐士阶层出现的早期，这些隐士们大多以黄老思想为其指导，主张无为而治，倡导天下人人皆应清修自律，修身养性，希冀以个体的自觉融会成社会整体的和谐。
这一时期，很多黄老学说的信奉者、发展者走上对政治对混浊世事的规避之路。庄子终身不仕，力辞楚聘，躲在漆园里做不问世事的小吏，可谓隐士先驱了。至于道家学派的创始人李耳，早年虽然还做过国家图书馆馆长，但后来也西出函谷关，驾牛云游去了。我认为早期的隐士阶层大多是以道家的思想为其内核或曰理论支持的，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早期的隐士实际就是一群道家学说的践行者，在这一阶段的隐士阶层还处于一种相当出世的状态，重视隐蔽效果，趋向于与整个社会都断绝联系。泅渡伍子胥的“渔丈人”，凤歌笑孔丘的楚接舆，都可谓其代表。相信“渔丈人”、楚接舆还都只是偶尔被历史典籍捕捉到的一点点儿的凤毛麟角。像他们一样的隐士应该还会有很多，只是这些“士”隐的太彻底了，让我们今人难寻其蛛丝马迹。我认为，早期的隐士阶层大概有如下两个特点：一，思想较为消极，行为大多出世，信奉黄老学说。二、此时的隐士成分较单一，规模还不大。重视“隐”过分的与社会断绝，从而忽视了“士”的作用。这一类早期的隐士因其对黄老思想的共同信仰，连同后世思想行为与其相似的一类隐士，我们将其归入一派，称为“消极派”，当然了，冠之以“消极”二字，实在是为了便于阐述和理解，实际上道家思想决不等同于消极。
及至秦汉以后，历经两晋南北朝，我们可以发现，见诸于史册的隐士忽然多了起来，大有蔚然成风之势。很多知识分子甚或官僚贵族争相以隐为荣，出现了一大批广为人知的“隐”士，一变早期隐士阶层重“隐”的倾向，转而向重“士”的方向发展。我认为此时的隐士阶层实际已开始分化，从早期纯粹的信奉黄老思想分化而出一派杂以儒家思想，积极地谋求实现自我价值推行自己观点的一类隐士。对于他们而言，隐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一旦有入世的机会他们会积极地谋求，我将此一派隐士及后世与其思想行为相似的一些隐士，归为一派，称之为“积极派”。
另外，历史的记载里还有一些打着隐的旗号而沽名钓誉，将隐作为个人追名逐利的进身之阶。这一类人名虽为隐士，实际上却庸俗不堪，我将其归入“假隐士”一派，不做分析。
以上是我对隐士阶层的一个简要划分，上文中提到的隐士阶层的两大派别，是我个人为方便论述而人为的依据史实作出的，实际上历史上并不存在所谓的“消极”与“积极”两派，此处说明，以免误导。
以下，我分别阐述此两派的发展与归宿。
首先，是“消极派”。
在论述此派的发展状况之前，必须先来了解一个很重要的人——庄子。为什么要了解庄子呢？我们知道，庄子是黄老学说的重要继承者和发展者，我个人认为，庄子对黄老学说的继承并不是很多，更多的是在其清静无为的思想上进一步扩展，主张要张扬个性，追求自
由，是为逍遥。这很关键，这一观点对隐士的影响很大，尤其是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隐士。我们下面还要专门去探讨。庄子的逍遥思想可以说，诱发了隐士阶层中的消极派的分化。从单纯的重隐分化出了重性一类。所谓“重性”，实际是指重视人的天性，倡导尊重自然
尊重人性，追求自由和无拘无束的生存状态。我们可以看到，消极派的隐士们，重隐的一派因为过分的隔断与社会的联系，在汉代以前还能散见于史册，汉代以后就很少见到他们的身影了。大概是在唐朝有一个管臵还可以属于此类，可以说，重隐的这一派后来已经是销声匿
迹了。相应的，重性的这一派却发展得很壮大，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发展成了名士狂士思想，诸如王猛扪虱对策，王羲之袒胸招婿，谢灵运游山玩水等等都是放浪形骸的典范。不拘小节，不拘一格，是当时隐士的主要追求和处世方式，而这种思想后来又影响到了佛教，催生出了带有明显“重性”倾向的汉传佛教——禅宗，禅宗的六祖惠能后来明确的提出了“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观点，以至于，宋以后在禅宗中竟然出现了所谓的“狂禅”一派——道济和尚既是佐证。到了明朝，又有徐渭、倪瓒等人，简直可谓放浪不羁，与当时的礼教格格不入却又符合人性的本质。明末出现了一个以癫狂而闻名的大思想家——李贽，因为思想威胁到统治者的统治曾身陷囹圄，其狂可见一斑。再到清朝，因为文字狱的缘故，很多知识分子都采取了避世的处事态度，也不敢过分张扬大都转入内敛，闭门考证做学问，但重性的隐士依然存在，最有名的要算连郑板桥在内的“扬州八怪”了。及至近代，社会动荡，好不容易不动荡了，文化却遭到了灭顶之灾。具体是什么我也就不多嘴了，相信大家都了解。隐士自然不存在了，归宿就算是马克思主义吧。
再说“积极派”。
前文已经提到，积极派的隐士是倾向于入世的，所以，这一派隐士大多有多重身份且多是政治身份，譬如王维，官至尚书右丞，同时又是盛唐的大诗人，曾一度热心政治，直到安史之乱后被诬为叛臣屡遭排挤，才隐居家中，是积极派中有名的一个。
积极派的渊源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的孔子，大家也许不理解，但孔子晚年的确是隐居家中不问世事了，这当然是因为孔子早年四处碰壁结果，但这不意味着孔子改变了他治世救国的初衷。他著书立说，广授门生，尽可能地传播自己的思想，希冀后世的人们、统治者，可以理解他的微言大义，采纳他的意见。这实在得算是一种无奈的隐而又是积极的隐。自孔子以降，后世多有追随者，譬如东汉的严光严子陵，与光武帝交游甚好，虽不入朝为官却在野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被光武帝邀入宫中做客，“论道旧故，相对累日”。可谓为帝者师，实际发挥了士的作用，同时又兼顾了隐的相对自由。及至隋唐李白可以算一个好例子，他明确地提出“功成名就，全身而退”，可以说是很好的概括了积极派隐士的心理状态。王维不说了，还有柳宗元、刘
禹锡，这两人可以说都怀有拳拳赤子心，而迫于政治斗争的迫害，不得不隐，也是积极派中的佼佼者。
宋朝，有苏轼代表这一派。苏轼字子瞻，自号东坡居士，洵子。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一生仕途坎坷，屡受倾轧，数次被贬，而始终豁达乐观，晚年隐居杭州。虽然苏轼官做得不是很顺利，名声却大得很，建树也颇多，对诗词的创作，对文化的研究，对书画的造诣都堪称一绝，是隐士中的文化巨人。到此积极派的辉煌时期便结束了，元自不必说，几乎所有的中土知识分子全部隐居，而且是消极的隐，隐的踪迹全无。明清两代，封建主义皇权集中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对异己言论的禁绝也到了空前的境地，知识分子受到的打击迫害，在文革之前可谓登峰造极，隐士渐渐丧失了生存的空间，无论是积极派还是消极派都开始归于没落，中国的隐士阶级也从此开始慢慢的退出历史的舞台。
以上简述了隐士阶层的演化、发展与归宿、大概的总结一下、可以得到这么几点
一、隐士是特定时代的特定产物，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也随着社会制度的变迁而归于消灭。
二、隐士阶层的两个派别始终是相互杂交相互融合的，不是绝对的截然分开的。上面论述的仅是大的方面，很多细节还是会有特例的存在的。
三、个人认为，隐士文化实际已渗入到了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当中，虽然隐士阶层在当今已经归于消灭，但归隐的思想仍然存在并发挥着作用。对隐士这一文明发展历程中的独特现象应该给予应有的重视，研究隐士对现实的指导意义也相当巨大。
四、隐士的作用
隐士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是相当巨大的。归纳一下可以有这么几个方面
一、在物质层面上，隐士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过一定的推动作用。明末清初的张履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青年时代的张履祥，曾习八股文，打算在科举上获取功名。年十五，补县诸生，秀才。后屡试未中举人，遂在乡间教书，但仍未忘怀于仕宦。崇祯末年曾拜刘宗周（山阴人，家居御史）为师。明亡之后张与徐敬可、何商隐等图谋恢复明室。到清顺治四年（1647 年）清廷统治局势已定，张与徐、何等遂决心隐居终身。从此，张氏一方面教书，一方面注意农事，著《补农书》之作，使他成为农学家。和张履祥同时代的很多农学家都
是在明代灭亡以后，隐居不仕，接触到农业之后，通过留心观察而成为农学家的。如《老圃良言》一卷的作者巢鸣盛、《老圃志》的作者盛国芳、《花庸月令》的作者徐石麒、《思辩录》的作者陆世仪以及《花镜》的作者陈淏子等，实构成了一个群体。又如宋代大科学家沈括，早年曾在各地做官，晚年隐居京口附近的梦溪，著有《梦溪笔谈》、《梦溪忘怀录》。《笔谈》被誉为中国科技史上的经典著作，其中就包括了许多与农业生产技术有关的内容。再如最早的一部茶叶专门著作《茶经》就是由隐士陆羽所作。
上述种种，都是隐士对我国古代生产力的发展起到的重要作用。可以认为，隐士是一个民间的科研机构，对农业、科技等各方面作了很多总结和创新，功不可没。
二，隐士在精神文明领域贡献同样颇多。遑论老子、庄子这些本身就是文化巨匠的隐士，西汉武帝时的淮南王刘安组织了一大批以道家为首的隐士共同编纂了一部《淮南子》，书中多记载历史传说、人物方志、养生之道，是现在人了解当时社会文化的一份重要资料。南朝萧统招集百名文人隐士汇编历代文学名篇成《昭明文选》，保存了许多南朝以前的文学典籍、文学作品，其中还有一些文学作品同时涉及其时的社会情况。另外。隐士对外来文化的消化吸收，实际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
隐士对本土文化也作了深入的阐述，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了发展，扮演了一个文化传播者的角色。还有一点，也是不容忽视的，即隐士和宗教的紧密联系，很多隐士本身就是僧侣、道士或者和这些人交往密切，从而使得隐士与宗教结下了不解之缘。也正是通过隐士，宗教才得以和儒家正统思想达到有机的结合并从根本上融入中国的传统文化体系当中。明清时期，隐士势微，政治上没有大的图谋，于是转而集中精力研究学术考证历代典籍，对今人的学习起到了极大的帮助。如果没有这些人的辛勤劳作，恐怕将有很多典籍流落失散。从这一角度讲，隐士还是文化的保全者。
三、隐士对后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我认为，隐士是对政治不妥协的斗争的产物，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隐士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一种抗争的精神：不畏强权，不惧压迫，这种精神参与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精神，中华民族才传承延续了五千年。
在经历过数次大规模的战乱后仍能恢复和发展，显示了民族文化顽强的生命力。从另外一个角度讲，隐士文化还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一个精神的避难所。它让人明白：我还可以这样活着，我还可以活的这么有尊严！这对人们是一种莫大的精神慰藉，可以在我们经受挫折后
从中获得感悟，达到豁达和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