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魏晋隐士看中国古代隐士文化
——李红艳
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由不同地域不同的民族创造了丰富多彩、光辉灿烂的文化，形成了中华文明的多元化特征。同时，在多元文化并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主流文化形态。学界对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主流文化研究颇深，成果丰硕。伴随着对文化研究的日益深入，研究的视角也逐渐关注文化传承与创造者的主体士人的生活。他们不仅以弘扬主流文化为己任，而且主要生活在主流文化之中。同时我们也观察到在他们中有一群士人与那些积极入世的士人是有所不同的，这种“特殊”的士人，称为“隐士”。隐士们的主要关注点从形式上来看不在入世而在于出世，于是对这种士人及其文化现象的研究成为学术界关注的对象。本文试以魏晋隐士为主体，从隐逸文化的内涵出发，探究这一非主流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关系。
一
《后汉书·逸民传序》载：“《易》称‘遯之时义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自兹以降，风流弥繁，长往之轨未殊，而感致之数匪一。
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观其甘心畎亩之中，憔悴江海之上，岂必亲鱼鸟乐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可见，中国古代社会的隐逸之士早已有之，《周易》专门有《遯》卦，遯就是退避、隐退、逃离。“遯之时义大矣哉”句，《周易正义》曰：“叹美遯徳相时度宜，避世而遯，自非大人照几不能如此。其义甚大，故云大矣哉。”也就是说遯要根据客观条件来决定是否隐退。因此，遯的时机意义重大。
在现实生活中如何掌握遯呢？《周易正义》卷四《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也就是说天下有山，表示阴长，阳受到阴的逼迫，但由于天性高远，不受其逼迫，这就是君子隐遁之时。君子隐遁是为了远小人，不用通过厌恶、憎恶的手段就会令人感到威严。关于《周易》中的隐遁思想，可参见乔清举的《论归隐思想与<周易>中归隐思想的学派归属》，《周易》之所以会谈到隐遁，说明在《周易》成书之前就存在隐士，而从《周易》对遯有了理论上的阐释之后，在士林之中就更加助长了隐士与隐士文化的发展，从传说中的人物许由、巢父来看，出现隐士确实很早，到殷商周初的箕子、微子、伯夷和叔齐，都在说明隐士的出现至少是在商周之际。
一种历史现象出现，不会一次性结束，它有自身的历史继承性，因此，秦汉时期，隐士并没有因为大一统的国家出现而消失，相反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还不断地增加。东汉的隐士就较之秦、西汉为数增多，范晔不得不在《后汉书》中开辟逸民传。他谈到产生隐士的原因有很多，大体上可分成两大类：一是从自身出发隐居不仕的，比如求其志的、安定情绪的；二是因为社会的原因造成的隐士，如全其道、求平安、励俗、激扬清白等。
东汉时期出现的逸民与东汉社会政治的非常态运转有密切关系，外戚宦官轮流执政是东汉政治最显著的特点，社会政治生活的不正常化带给士人不稳定的生活状况，促使士人做出隐居不仕的选择。魏晋时期的现实社会政治生活是秦汉统一后，最不稳定的历史时期之一。先是三国鼎立，进而是司马氏与曹魏政权的较量，政治风云变化莫测，士人“站错”队伍，必将引来杀身之祸。“阮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陈留外黄人范粲及其子范乔均是因为魏晋禅代，辞官不做，范粲以疯病为由不再入仕，“粲因阳狂不言，寝所乘车，足不履地。”范乔“好学不倦。父粲阳狂不言，乔与二弟并弃学业，绝人事，侍疾家庭，至粲没，足不出邑里。”可见，范氏父子均是因为政治原因不再入仕为官，选择了隐士生活。
即使西晋完成了统一，由于西晋实行的是门阀士族专政，使大多数的庶族士人不得进入统治阶层的上层，从而形成士庶间的矛盾斗争。西晋又是短命王朝，由皇室内部引发的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之争很快就演变为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大爆发，天下再次大乱不止，不仅如此，整个北方丢失，落入北方少数民族手中。东晋移鼎江南，门阀制度达到鼎盛，依旧是矛盾重重，使人们感到生命之短暂、人生之无常的悲凉，如何在这样恶劣的政治环境中生存下去？选择避世就成了士人的一种常见的生活方式。
从理论层面看，作为主流文化的儒家文化以及道家文化，确实包涵着非主流文化的因子——隐，这成为隐士文化的理论来源。就像有人认为隐士文化起源于儒家、起源于道家一样，这说明，在儒家或者道家思想里面有深厚的隐士文化基
因。比如在儒家的传统文化里面，主流的文化是积极入世的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但是，儒家必须面对的是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亦不能完全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现实与理想之间是有很大距离的，那么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于是儒家倡导“笃
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孟子进一步明确了个人的理想与现实矛盾之间的关系，认为：“古之人，得
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可见，在政治理想与社会现实发生矛盾与冲突的时候，儒家通过退出仕途，隐身修养保持个人道德情操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完成追求人生理想的使命。
传统道家崇尚自然，反对入世的思想对隐士文化的生成有良好的催化作用，特别是庄子的思想，更是直截了当地主张归于自然，本于自然之性，他心中最理想的人，就是真人、隐士。关于庄子的隐士思想，可参见王国胜的《试论庄子对隐士思想的传承和递进》。无论道家还是儒家，他们的隐士思想理论对魏晋时期的士人同样具有现实的社会意义。
魏晋时期，由于思想理论界发生重大变化，传统儒家思想因为自身的固步自封，日益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受到了严峻的挑战。老庄思想抬头，于是在魏晋之际，产生了一种新的思想风潮，那就是玄学的产生。玄学说到底就是对儒家和道家思想进一步融合的产物，通过对儒家的批判，实现个体在本原上的自然价值观，也就是通过推崇道家思想完成儒家的本真自然状态。看上去是儒家与道家的对立，实际上是追求二者的融合。玄学思想的流行对魏晋士人选择隐士生活、创造隐士文化具有理论上的指导意义。
催生隐士与隐士文化的根本原因是封建中央专制主义集权制度，这也是整个古代社会产生隐士的根本原因。封建主义集权制度的实质就是人治，凭由个人意志来决定国家大政、他人的政治前途、甚至他人的生命。这一政治模式确实有过历史的积极意义，曾经起过非常重要的历史作用。但是它的前提是：最高统治者个人的所作所为必须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的、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个人的综合实力必须是强有力的。比如秦皇统一，汉武北伐匈奴，唐太宗贞观之治等。
同时，该制度的负面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专制的直接表现就是没有民主政治，君主的个人意志高于一切，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这样的政治迫使人不得解放、不得自由，在行政的过程中造成人性的扭曲、违背人性的发展，使多数士人产生隐退的念头，迫使部分士人选择隐逸生活。这就是为什么在政治清明的时期也会存在隐士的一个重要原因。魏晋时期君主专制政治处在一个变型时期，说它变型是因为魏晋时期正是门阀士族制度形成并走向鼎盛的时期，门阀士族成为两晋政治舞台上最显赫的政治力量，尽管东晋时期门阀制度发展到它的鼎盛时期，但是依然不能脱离君主专制政治自立门户。门阀大族之间的权力之争更加助长了政治风云的变幻莫测，使入仕者在各种政治力量之间寻求生存，这样增加了士人生存的危险性。门阀与庶族，门阀与门阀、皇权与门阀之间的斗争在东晋是十分明显的。政治环境的恶化，更加促使士人选择隐士生活，东晋时期产生了像葛
洪、鲁褒、戴逵、陶渊明这样的著名隐士，就不是偶然了。
魏晋时期是产生隐士的高峰期，这与该时期士人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密不可分。尽管隐士生活主要来自外在的政治原因，但是仍不乏士人自身对人与自然和谐的追求，而选择了隐居的生活方式。东晋郭文“少爱山水，尚嘉遁。年十三，每游山林，弥旬忘返。父母终，服毕，不娶，辞家游名山，历华阴之崖，以观石室之石函。洛阳陷，乃步担入吴兴余杭大辟山中穷谷无人之地……恒著鹿裘葛巾，不饮酒食肉，区种菽麦，采竹叶木实，贸盐以自供。”戴逵“少博学，好谈论，善属文，能鼓琴，工书画，其余巧艺靡不毕综……性不乐当世，常以琴书自娱。”及至南朝不少士人也是基于人与自然合一的追求而选择了隐士生活。
刘宋时期，宗炳“妙善琴书，精于言理，每游山水，往辄忘归……乃下入庐山，就释慧远考寻文义。”宗炳不仅是自己过隐士生活，他的妻子和他同甘共苦，“妻罗氏，亦有高情，与炳协趣。罗氏没，柄哀之过甚，既而辍哭寻理，悲情顿释。”和宗炳妻子一样的还有朱百年的妻子，朱百年“携妻孔氏入会稽南山，以伐樵采箬为业……或遇寒雪，樵箬不售，无以自资，辄自搒船送妻还孔氏，天晴复迎之。时出山阴为妻买缯綵三五尺。”梁人刘慧斐“少博学，能属文。”［“游于匡山……又于山北构园一所，号曰离垢园，时人乃为离垢先生。”“慧斐尤明释典，工篆隶，在山手写佛经二千余卷，常所诵者百余卷。昼夜行道，孜孜不怠。远近钦慕之。”可见，士人自身对天人合一的追求也是形成隐士的重要原因。
既然有隐士就会产生隐士文化，隐士文化究竟包含着怎样的文化内涵呢？
二
从魏晋时期的隐士身上，我们首先看到了他们具有浓厚的避世思想。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大多数的士人多多少少都存在这样的一种文化心理，尤其是在自己仕途不顺的时候，多数人都有避世思想。即使自己的仕途较为顺利，由于高处不胜寒的原因，也会让士人产生避世心理。
我们从魏晋时期的士人诗文里可以看到这种思想，左太冲有《招隐》诗二首：“杖策招隐士，荒涂横古今。岩穴无结构，丘中有鸣琴……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何事待啸歌，灌木自悲吟……相与观所尚，逍遥择良辰。”陆士衡亦有《招隐诗》：“明发心不夷，振衣聊踯躅。踯躅欲安之，幽人在浚谷。朝菜南涧藻，夕息西山足……富贵苟难图，税驾从所欲。”王康踞《反招隐诗》：“小隐隐陵树，大隐隐朝市……昔在太平时，亦有巢居子。今虽盛明世，能无中林士？放神青云外，绝迹穷山里……归来安所期？与物齐终始。”
这些入仕的士人都有浓厚的隐逸情怀，更何况那些决心隐于山林的士人呢？东汉后期，法真是南郡太守法雄之子，虽学富五车，“博通内外图典，”但是守志不仕，“性恬静寡欲，不交人间事。”多次不应朝廷的征辟，“遂深自隐绝，终不降屈。”
梁人阮孝绪“幼至孝，性沉静，……年十三，遍通《五经》。”可知他深受儒家文化的教育。然而，他并没有走上仕途却独守其志，隐居在市。“所居室唯有一鹿床，竹树环绕。天监初，御史中丞任昉寻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望而叹曰：‘其室虽迩，其人甚远。’为名流所钦尚如此。”在隐居的同时，他还研究隐士文化，“乃著《高隐传》，上自炎、黄，终于天监之末，斟酌分为三品，凡若干卷。”此外他“所著《七录》等书二百五十卷，行于世。”像他们这样的隐士不在少数。
其次，隐士之所以要隐，关键是要保全自己的人格，这就是儒家所提倡的独善其身。陶渊明就是典范，陶渊明生活在晋宋之际，也是政治局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寒门出身的刘氏与司马氏之间的斗争日趋白热化，陶渊明是晋大司马陶侃的曾孙，为了家族的荣誉和个人的品格他，选择了隐居田园的生活。史称陶渊明“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陶渊明“少怀高尚，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羁，任真自得，为乡邻之所贵。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曰：……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以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可见，东晋初年的名门大族陶氏家
族到陶渊明时已经在经济上走下坡路，为了生计，他不得不入仕为吏，但是在他的心中个人的品格乃高于生计，正因如此才出现了名传后世的精神品质，“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陶渊明实践了儒家独善其身的理想人
格，并成为后世士人学习的楷模！追求人格至上的理念就是这样恒定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一代代传承下来，成为士人独立于世间的丰碑。
其三，人格的独立来自于物质上的独立，对隐士来讲，隐士文化必定包含着独立的经济基础，如果没有独立的经济基础，也会有一种超经济的独立精神在支撑着隐士文化的存在，这种精神应该就是安贫乐道的精神。大多数的隐士都是依赖自己的劳动来生活，有的是边教书边劳动，也有的是自己经营庄园为生，还有的是依靠官宦大族的支持为生。晋人霍原“居山积年，门徒百数”。南齐人顾欢性至孝，母亲去世后隐居不仕。“于剡天台山开馆聚徒，受业者常近百人。”沈驎士“隐居馀不吴差山，讲经教授，从学者数十百人，各营屋宇，依止其侧。驎士重陆机《连珠》，每为诸生讲之。”沈辚士边教书边劳动“驎士负薪汲水，并日而食，守操终老。”东晋隐士郭文“恒著鹿裘葛巾，不饮酒食肉，区种菽麦，采竹叶木实，贸盐以自供。”可见，郭文的生活是自食其力的一种生活方式。
“王导闻其名，遣人迎之……既至导置之西园，园中果木成林，又有鸟兽麋鹿，因以文居焉。”郭文得到宰相王导的资助，在王导家的庄园里生活了七年之久。由于魏晋时期门阀士族的经济基础就是强大的庄园经济，庄园经济模式也是隐士生存的一种最好的选择，刘宋王肃“乃轻身往东阳，隐居不仕，颇营田园之资，得以自立。爱好文义，不以人俗累怀。”毕竟像王肃这样的隐士在魏晋时期是少数，多数人的生活是安贫乐道的一种温饱生活，晋人杨轲“少好《易》，长而不娶，学业精微，养徒数百，常食粗饮水，衣褐缊袍，人不堪其忧，而轲悠然自得”的精神品质来源于独立的经济基础，但是一经产生，它就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不会被动地受制于经济基础，这就是精神的力量！隐士所创造的隐士文化就是
这样的一种精神品质！
其四，追寻人性的本真，还原人之为人的原生态，在隐士身上十分凸显。东汉时的逸民戴良出身于“关东大豪戴子高”之门，史称戴良“少诞节，母憙驴鸣，良常学之以娱乐焉。及母卒，兄伯鸾居庐啜粥，非礼不行，良独食肉饮酒，哀至乃哭，而二人俱有毁容。”虽然兄弟二人都在守孝，形式不同，内容却是一致的，而戴良的形式与内容是人之本真的反应。戴良“才既高达，而论议尚奇，多骇流俗。同郡谢季孝问曰：‘子自视天下孰可为比？’良曰：‘我若仲尼长东鲁，大禹出西羌，独步天下，谁与为偶！’”这样语出惊人的事情是违背儒家谦虚精神的，但是戴良又以儒家自比，可见，自东汉中后期起，士人在隐逸文化里面已经注
入了个性自觉的文化因子。魏晋隐士深受这一文化的影响，魏晋之际的著名隐士孙登“无家属，于郡北山为土窟居之，夏则编草为裳，冬则被发自覆。好读《易》、抚一弦琴，见者皆亲乐之。”
这是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画面，是高人隐于山林中的代表，因为隐士对社会世俗生活有独到见解，所以成为仕人景仰的人物，阮籍、嵇康均拜访过他。梁人庾诜“性讬夷简，特爱林泉。十亩之宅，山池居半。蔬食弊衣，不治产业。”
通常情况下，隐士都要选择隐居在山林之中，往往是风景优美之处，就像谢灵运所说：“会境既丰山水，是以江左嘉遁，并多居之。”由此可见，隐士身上无不体现着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对人性本真的还原。
正因为隐士将自己的本真放在了然之中，因此，及至魏晋时期，隐士们在继承传统的隐士文化基础上，创新了隐士文化，以前的隐士多是隐于山林之中，而魏晋时期的隐士不仅可以隐于山林、还可以隐于闹市、甚至庙堂之上。在隐士的眼里，庙堂犹如山林，山林犹如庙堂。邓粲“少以高洁著名，与南阳刘驎之、南郡刘尚公同志友善，并不应州郡辟命。荆州刺史桓冲卑辞厚礼请粲为别驾，粲嘉其好贤，乃起应召。驎之、尚公谓之曰：‘卿道广学深，众所推怀，忽然改节，诚失所望。粲笑答曰：‘足下可谓有志于隐而未知隐。夫隐之为道，朝亦可隐，市亦可隐。隐初在我，不在于物。’尚公等无以难之，然粲亦于此名誉减半矣。”
这种隐于庙堂之上的人在魏晋大有人在。如何看待隐于庙堂之上的人呢？辛谧有很好的解释。辛谧“少有志尚，博学善属文，工草隶书，为时楷法。性
恬静，不妄交游。”后赵冉闵称帝后征辛谧。辛谧写信给冉闵说：“然贤人君子虽居庙堂之上，无异于山林之中，斯穷理尽性之妙，岂有识之者邪！”南朝宋人雷次宗是著名的隐士，“少入庐山，事沙门释慧远，笃志好学，尤明《三礼》、《毛
诗》，隐退不交世务。”然而，他却受皇帝的征召，到京师开馆教书，“元嘉十五年，征次宗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时国子学未立，上留心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后还庐山，“又征诣京邑，为筑室于钟山西岩下，谓之招隐馆，使为皇太子诸王讲《丧服》经。”可见，雷次宗两次受命教书，与他隐于山林之中无异。齐人臧荣绪隐于市中，史称“荣绪幼孤，躬自灌园，以供祭祀
……纯笃好学，括东西晋为一书，纪、录、志、传百一十卷。隐居京口教授。”和他一起隐于京口的还有河东人官康之“初，荣绪与官康之俱隐在京口，世号为‘二隐。’”
魏晋时期隐士的隐逸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基本上有山林之隐、田园之隐、市隐、朝隐等，然而不管隐士采取了哪种隐逸方式，魏晋的隐士追求的最高隐逸境界在于“心隐”。心隐乃是大隐，只有心隐才能诠释《周易》所谓“遯之时义大矣哉！”所以该隐则隐该现则现，方显中国古代士人那种矛盾的向上的有为的和无为的文化心理。
三
我们从记载该时期的正史文本里普遍看到这样的信息：真正的隐士其个人修为都是十分高尚的，他们是每个时代的道德典范。同时，他们的所作所为又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也不是世俗的人容易理解的。因此，他们的出现往往是一种正面的表征，而非贬义。这都说明了隐士，不管是何种形式的隐士，他们都与儒家积极入世的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不可分割。对全社会都有正风气的作用。
首先，通过隐逸的方式，士人既可以实现自己儒家的人生价值观亦可凸显个人价值。“蓋士之所贵，立德立言，若夫孝友仁义，操业清高，可谓立德矣；穷《墳》、《索》，著述粲然，可谓立言矣。”
葛洪是东晋时期的道教代表人，他本人不仅是一个隐逸之士，他在《抱朴子》外篇里，开篇就出现了《嘉遯》和《逸民》两篇关于隐逸的文章。葛洪的祖父、父亲都是入仕为官者，但是葛洪对做官没有深切的期望，史称：“洪少好学，家贫，躬自伐薪以贸纸笔，夜辄写书诵习，遂以儒学知名。”这说明葛洪自幼受的是儒家教育，应该积极入世才是，但是，葛洪“性寡欲，无所爱玩，不知棋局几道，摴蒲齿名。为人木讷，不好荣利，闭门却扫，未尝交游。”
葛洪一生只在西晋末年天下大乱时，出来参与镇压过石冰流民起义，以及东晋初年，给王导做过州主薄、司徒掾、谘议参军，而后离开仕途，过隐居炼丹的生活。在罗浮山多年，“优游闲养，著述不辍。”他在《抱朴子》自序里面讲：“洪体乏进趣之才，偶好无为之业……故权贵之家，虽咫尺弗从也；知道之士，虽艰远必造也。”可见，葛洪为人不慕权贵以追求“道”为最高理想。他一生著述颇丰，除《抱朴子》外，“其余所著碑诔诗赋百卷，移檄章表三十卷，神仙、良吏、隐逸、集异等传各十卷，又抄《五经》、《史》、《汉》、百家之言、方技杂事三百一十卷，《金匮药方》一百卷，《肘后要急方》四卷。”
葛洪正是因为离开仕途，专心于“立德立言”之人本，追求道教生命之理想，才会有这样多的著述产生。
唐人在撰写葛洪传时，这样评价他说：“洪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又精辩玄赜，析理入微。”隐士文化是士人实现个人人生价值的重要途径，在古代社会士人常常将个人的功成名就看成是实现个人价值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这个方面隐士文化实质上与主流文化一脉相承，殊途同归。
功成名就是中国古代士人入仕为官的个人理想的实现，但是隐士如果没有入仕为官，没有相应的功绩，又从何处得来功成名就的事业呢？实际上，隐士本身的行为就是一种获取名声的重要手段。东汉逸民法真曾经被朋友郭正称为：“法真名可得闻，身难得而见，逃名而名我随，避名而名我追，可谓百世之师者矣！”东汉韩康字伯休，是京兆霸陵的大户人家出身，但是不好为官，“常采药名山，卖于长安市，口不二价，三十余年。”直到有一天一女子前来买药，“康守价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韩伯休那？乃不二价乎？康叹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药为？’乃遯入霸陵山中。”宋人戴颙“父戴逵，兄勃，并隐
遁有高名。”
隐士们既然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就会对仕途对权贵无所求，因为无所求就会无惧于权贵的淫威，就如陶渊明一样，隐士们在这方面大多都会有这样的心态。“太宰、武陵王晞闻其（戴逵）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对使者破琴曰：戴安
道不为王门伶人！’”中书令王绥常携宾客造访戴勃，“勃等方进豆粥，绥曰：‘闻卿善琴，试欲一听。’不答，绥恨而去。”唐人李延寿有论曰：“古之所谓隐逸者，非伏其身而不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发也，蓋以恬淡为心，
不皦不昧，安时处顺，与物无私者也。”恰当地评价了隐士的人品。人品决定人的名声，因此，隐士的高名来自于隐士内在的人品。由于隐士高尚的品格为世人敬仰，不少入仕的官员格外敬重隐士，“郗超每闻欲高尚隐退者，辄为办百万资，并为造立居宇。在郯为戴公起宅，甚精整。”
同样，如果要是隐士不能守住隐节，也会引起人们的嘲讽。谢安在入仕之前一直拒绝朝廷的征辟，“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詠属文，无处世意。”后来为了确保家族利益在当朝的地位，谢安被迫入仕，“中丞高崧戏之曰：卿累违朝旨，高卧东山，诸人每相与言，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苍生今亦将如卿何！’安甚有愧色。”关于这件事《世说新语》也有记载：“谢公始有东山之志，后严命屡臻，势不获已，始就桓公司马。于时人有饷桓公药草，中有远志。公以问谢，此药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称？谢未即答，时郝隆在坐，应声答曰：‘此甚易解。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谢甚有愧色。”这说明当时的人们对隐士是否能坚守隐节十分重视。坚守隐节自然是品格高尚者，所以对哪些隐于市或者隐于庙堂之上的人，常常不为时人所赞赏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其次，隐逸文化并非与社会隔绝，相反隐士们时时关心社会生活，关注社会政治，阐释他们的观点，宣扬他们认同的文化。他们本人都深受文化的熏陶，尤其是受儒家文化的教育较为典型，因此，在格物致知之后，没有正心诚意地走向仕途上，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而是走了远离人世的道路，这都是行为的表征，而非现实。
实际上隐士并没有远离现实社会，即使身体离开了，心也没有离开。汉末诸葛亮曾经隐居隆中，但是他的隐居显然是为了等待入世的时机，像诸葛亮这样的隐士在魏晋时期为数不少。即使是真正的隐士同样对社会充满了热切的关注，西晋鲁褒“好学多闻，以贫素自立。元康之后，纲纪大坏，褒伤时之贪鄙，乃隐姓名，而著《钱神论》以刺之。”鲁褒对当时社会风气的批判极为深刻，这都说明他们实在是没有让自己的心灵离开过人间！东晋戴逵“性高洁，常以礼度自处，深以放达为非道，乃著论曰：夫亲没而采药不反者，不仁之子也；君危而屡出近关者，苟免之臣也。’”在他看来名教乃是做人的根本，对元康时代的所谓放达之人进行了批判，认为他们只是仿效了竹林之形式，而没有领会竹林之精神。“故乡原似中和，所以乱德；放者似达，所以乱道。”他认为：儒家崇尚名誉，本来是为了兴举贤人的，而后人不明其真，只看表面现象，这就失去了儒家的本真。
道家不主张求名誉，本是想笃实的，可是后人依旧不能理解真意，失本越检这样的行为才会多次出现。可见戴逵也是热衷于对社会政治、风气的关心，一个看似对社会生活漠不关心的人，恰恰是最关心的人。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社会中的人，他们的根都深植于社会生活的土壤里，如何离得开现实的社会生活？
其三，他们大多数人从事了这样的职业活动，尽管那时还不能叫职业，教书育人。通过教书育人，传承文化，创造文化。隐士多教书，并有自己的教学方法。晋人霍原“居山积年，门徒百数”。张忠“永嘉之乱，隐于泰山……其居依崇岩幽谷，鑿地为窟室。弟子亦以窟为居，去忠六十余步，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受业，观形而退。立道坛于窟上，每旦朝拜之。”身教胜于言教是古人留给我们的珍贵的教学模式。同时，该时期的隐士们还创新了教育理念。北魏隐士李谧“少好学，博通诸经，周览百氏。师事小学博士孔璠。数年后，璠还就谧请业。同门生为之语曰：‘青成蓝，蓝谢青，师何常，在明经。’……惟以琴书为业，有绝世之心。”
汉代重视师门传承，更重视老师的权威，可是，北魏就出现了不以人为权威，而以学问高低为宗的思想，这为追求真理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开辟了道路。”
魏晋是玄学发展的黄金时期，玄学推崇学术辩论，隐士也不能免于这样的学术活动。梁人庾承先“少沈静有志操，是非不涉于言，喜愠不形于色，人莫能窥也。”“弱岁受学于南阳刘虬，强记敏识，出于群辈。玄经释典，靡不该悉；九流《七略》，咸所精练。”“晚以弟疾还乡里，遂居于土台山。鄱阳忠烈王在州，钦其风味，要与游处。又令讲《老子》。远近名僧，咸来赴集，论难锋起，异端兢至，承先徐相酬答，皆得所未闻。”“中大通三年，庐山刘慧斐至荆州，承先与之有旧，往从之。荆陕学徒，因请承先讲《老子》。湘东王亲命驾临听，论议终日，深相赏接。留连月余日，乃还山。王亲祖道，并赠篇什，隐者美之。”学术的辩论会对推动学术的繁荣无疑起到了积极作用。
魏晋时期，隐士对儒家文化的研究仍旧是重点。东汉隐士井丹字大春，深受儒家文化熏陶，“少受业太学，通《五经》，善谈论，故京师为之语曰：‘五经纷纶井大春。’”晋人郭琦“有雅量，博学，善五行，作《天文志》、《五行传》，注《榖梁》、《京氏易》百卷。乡人王游等皆就琦学。”杨轲“少好《易》……学业精微，养徒数百”。宋纤“少有远操……明究经纬，弟子受业三千余人。”“纤注《论语》，及为诗颂数万言。年八十，笃学不倦。”郭瑀“少有超俗之操，东游张掖，师事郭荷，尽传其业。精通经义，雅辩谈论，多才艺，善属文……作《春秋墨说》、《孝经错纬》，弟子著录千余人。”苻坚时，曾经“遣书生三百人就受业焉。”
同时，我们还看到东晋以及南朝时期的隐士大多都是儒家、道家、玄学甚至佛学、道教都深入研究，成果颇丰。晋人葛洪有《抱朴子》，是典型的道家与儒家思想的代表作。齐人顾欢删撰《老氏》、献《治纲》一卷，有文集三十卷。还对宗教有研究。“佛道二家，立教既异，学者互相非毁。欢著《夷夏论》。”史称“欢口不辩，善于著笔。著《三名论》，甚工，钟会《四体》之流也。又注王弼《易》二《系》，学者传之。”
宗炳孙宗测“善画，自图阮籍遇苏门于行障上，坐卧对之。又画永业佛影台，皆为妙作。颇好音律，善《易》、《老》，续皇甫谧《高士传》三卷。又尝游衡山七岭，著衡山、庐山记。”
沈驎士“笃学不倦，遭火，燒书数千卷，驎士年过八十，耳目犹聪明，手以反故抄写，火下细书，复成二三千卷，满数十箧，时人以为养身静嘿之所致也。著《周易》、《两系》、《庄子内篇训》，注《易经》、《礼记》、《春秋》、《尚书》、《论语》、《孝经》、《丧服》、《老子要略》数十卷。以杨王孙、皇甫谧深达生死，而终礼矫伪，乃自作终制。”
梁人何胤，“注《易》，又解《礼记》，于卷背书之，谓为《隐义》。”又撰新礼。“胤注《百法轮》、《十二门论》各一卷，注《周易》十卷，《毛诗总集》六卷，《毛诗隐义》十卷，《礼记隐义》二十卷，《礼答问》五十五卷。”宋人刘虯“精信释氏，衣粗布衣，礼佛长斋。注《法华经》，自讲佛义。”在史学方面也取得了成就。齐人臧荣绪“纯笃好学，括东西晋为一书，纪、录、志、传百一十卷。
隐居京口教授……荣绪惇爱《五经》，……因甄明至道，乃著《拜五经序论》。”臧荣绪的《晋书》对唐人编写《晋书》的影响是其它书籍不能比的，因为唐代在编写《晋书》时，前人留下来的《晋书》包括臧荣绪的《晋书》在内有十八家，但是，唐人却选择了臧荣绪的《晋书》作蓝本，可见臧荣绪所编写的《晋书》质量为唐代人所认同。对臧荣绪有帮助之功的还有隐士诸葛璩，诸葛璩“博涉经史，复事征士臧荣绪，荣绪著《晋书》，称璩有发摘之功，方之壶遂。”“璩性勤于诲诱，后生就学者日至，居宅狭陋，无以容之，太守张友为起讲舍……旦夕孜孜，讲诵不辍，时人益以此宗之。”“璩所著文章二十卷，门人刘皦集而录之。”梁人阮孝绪对史学也有贡献，他除了撰有《高隐传》外，还著有《七录》等书二百五十卷。
魏晋隐士对音乐有天然的爱好，在创作方面也有新作。陶渊明“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张，弦徽不具，每朋酒之会，则抚而和之，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可见，音乐所表达的内涵与隐士的心灵是相通的，不仅陶渊明如此，在这个时代很多这样的士人，即使自己不懂音乐，但是家里还是要储琴一张，士人可以不会弹奏，但是他们会的是用心去独奏，音乐在他们看来就是人的内在精神的反应！宋人戴颙“父善琴书，颙并传之，凡诸音律，皆能挥手……颙及兄勃，并受琴于父，父没，所传之声，不忍复奏，各造新弄，勃五部，颙十五部。颙又制长弄一部，并传于世。”
隐士对医学的研究非常深入，对中医学的发展多有贡献。葛洪是著名的医学家，他有《金匮药方》一百卷，《肘后要急方》四卷。受葛洪影响成长起来的陶弘景是南朝著名的医学家，史称他“读书万余卷。善琴棋，工草隶。”隐居于句容句曲山上，“乃中山立馆，自华阳隐居。”“永元初，更筑三层楼。弘景处其上，弟子居其中，宾客至其下，与物遂绝，唯一家僮得侍其旁。特爱松风，每闻其响，欣然为乐。有时独游泉石，望见者以为仙人。”“性好著述，尚奇异，顾惜光景，老而弥笃。尤明阴阳五行，风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图产物，医术本草。著《帝代年历》，又尝造浑天象，云‘修道所须，非止史官是用。’”陶弘景对《神农本草经》进行了整理，丰富了药物学的知识与理论，对中医学影响深远。
同时，我们看到这个时代的隐士不少人是博览群书的全才人物，陶弘景不仅是医学家，也是道教代表人，对炼丹术也有贡献。他还受佛教思想影响，“曾梦佛授其菩提记，名为胜力菩萨。乃诣鄮县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可见，他是博通各门学术的大学者。梁隐士庾诜也是一个博学者，“幼聪警笃学，经史百家无不该综，纬候书射，棋算技巧，并一时之绝。”“晚年以后，尤遵释教，宅内立道场，环绕礼忏，六时不辍。诵《法华经》，每日一篇。”他“所撰《帝历》二十卷，《易林》二十卷，续伍端休《江陵记》一卷，《晋朝杂事》五卷，《总抄》八十卷，行于世。”
此外，隐士们对文学的贡献十分丰富，如陶渊明开创的田园诗等等，他们大多有文集传世，不再列举。
隐士们的文化传承与文化创造活动不绝于史册，从他们研究的内容和撰写的作品来看主要是关于儒家经典、道家思想、历史著作、阴阳五行、医学、书法、绘画、音乐、佛教、道教、文学、人物、山川地理、风土人情、天文历象、故事等等。这一文化创作活动对文化的继承与传播，乃至创新都具有深刻的现实与历史意义。
总之，魏晋隐士以及他们所创造的隐士文化，在中华文化之中是不可忽视的珍贵的文化遗产，他们自身的文化创造已经将隐士文化融入到传统文化之中，与主流文化相辅相成，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