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中国隐逸文化的嬗变
隐逸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支流．它与中国文化历史基本同步，它经历了先秦至西汉的酝酿期，魏晋南北朝逐步成
熟期。中唐以后的衰变期这样三个大的发展阶段。
有了隐逸文学、隐逸文化。它必然有一个载体，这个载体无疑就是历代的隐士。纵观各朝隐士，他们的隐逸方式和隐逸动机不尽相同。隐逸精神在这些隐士身上，经历了一个从个体走向社会。从外化到内化的过程。在不同朝代的隐士身上，这种隐逸精神各有其实质，而隐逸文化的形成有着社会的、文化
的、审美的、历史的必然性，它是中国古代隐士们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风貌的写照。
一、萌芽形成期
隐士出现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传说中的年代。而隐逸文化的形成并没有那么久远。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就出现了隐士，其中声名最著、影响最大的当首推许由。传说尧想将帝位禅让给他，他坚决不受，许由这样做并没有打断尧想请他出来做官的念头，让他做九州夫。许由听后，恶闻其声，跑到颍水河边。用双手捧水来洗耳，以示断决之意。当然许由的故事只是一个传说，但其寄托了士大夫的隐逸思想。
在许由那个时代，隐士可以说是风毛麟角，隐逸文化无以形成。商朝出现了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垂钓不设饵，志不在鱼的隐士姜子牙，他的隐不同许由的隐，姜子牙因隐而出名，他的隐是后世盛行的“终南捷径”式的隐逸。
王权太强大的时候，是没有隐逸文化位置的，这种王权不允许有任何外在于它的东西存在。秦汉统一帝国的建立，剥夺了知识分子充分展示自己的机会，强大的集权政治所需要的只是唯唯喏喏的循史。所以东方朔只能用“大隐隐于朝”的话来自我解嘲。尽管如此。隐逸之风并没有停止，名人贤士仍受到儒家穷达之论和道家返璞归真的人生哲学的强大影响，负才守志。隐逸不出。
两汉以来，特别是东汉以后，王权的束缚相应降低，隐士队伍逐渐壮大起来，隐逸文化也开始形成。两汉出现了不少享有高誉的名隐，如“汉初的商山四浩、鲁二徵士；西汉之际的严遵、梁鸿、赵壹等。但两汉的隐士与各朝历代不尽相同，他们虽为隐者，但大多是留恋前朝的遗老遗小。他们不是单纯的隐士，而是隐士和逸士的双重身份。
稳逸到了西汉已初具规模。不再是一种个体行为，而上升为一种“小集体”，隐士越来越多，但在他们身上体现出的隐逸精神很外在化，更准确的说，是为了躲避政治上的压迫、为了明哲保身，用隐逸这种方式来表示自己的心声：不满现实、不与统治者合作。但我们说正是这些隐士，从先秦到西汉，隐逸文化逐步形成。为中国文化增添了新的活力和内容。
二、发展成熟期
魏晋至盛唐是隐逸文化迅速发展并臻于成熟的时期。也是隐逸之风最为炽热的时代。隐逸文化有了自己完整的体系。这时，“竹林七贤”有着特殊的意义。“七贤”们隐居山林不仅仅是对田园山水的审美。而是后面一整套“非汤武而薄周孔”的理论。他们的理论表明：仕与隐，“自然”与“名教”得不到有效的平衡。集权制度就会面临危险。这就要求集权制度允许隐逸文化的存在。“七贤”对后代士大夫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他们从阮籍、嵇康那里得到人格和精神上的滋养；另一方面阮籍出仕，不公开得罪统治者而终得全身：嵇康断然拒绝别人举荐而招杀身之祸。从阮、嵇不同的命运中，士大夫明白了，士人的相对独
立性必须是在集权制度允许范围之内，于是“仕”与“隐”的对立也开始缓和。隐逸文化也从不自觉走向自觉，新的隐逸方式——朝隐出现了。它的实质是仕与隐的结合，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调节器。朝隐成了魏晋的一种社会风尚，这是士大夫的生活情趣受到玄学的洗礼而日趋追求玄寂时，从变幻莫测的政治风气中孕育出的朝隐，是他们独特的处世原则和处世之道。
六朝的文人在但求独善己身，不图兼济天下的共同文化心理作用下。表现出与魏晋文人不同的隐逸。六朝的隐士甘贫守道，不趋利禄，他们可以扬清抑浊、纯洁民俗世风。六朝的隐逸之风浸淫到晋宋之际。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赫赫有名的大隐士陶渊明。他高高凌驾于六朝诸隐士之上，甚至超过了以前的名隐：戴逵、洗道虔、褚伯玉等，陶曾三出三归，但最后还是隐居山林。开始了为期二十年的隐逸生活。在他的思想中隐逸观念是传统的。同时他有淡泊的自然性格。陶的隐逸对六朝文人隐逸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虽说六朝隐逸之风特盛，但真正“顺着自身本性的自然”的隐逸者却很少，大多数是图全身远祸、或逃避纷争、或厌恶官场。
唐建立后。初盛唐文人们继承了魏晋文人的“朝隐”的生活方式。但“朝隐”的现实条件却发生了变化。初盛唐士大夫普遍拥有田庄别墅。这种“世上桃源”为他们的半官半隐的生活提供了基础。他们追求的是“冠冕巢由”式的“朝隐”。他们的隐逸心态与魏晋六朝人不同。他们愿意出来做官，以半官半隐的生活来获取一种身心俱足的平衡，这就典型地说明了集权制度和士大夫相对独立的矛盾充分自觉的平衡，仕隐关系已经协调统一。从而隐逸文化到盛唐已发展成熟。
三、没落衰亡期
中唐以后封建文化的衰落、集权制度的专制和士大夫的离心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状况改变了中唐以后的隐逸文化。中唐后的文人不再具有盛唐文人的满足感，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自居易的“中隐”说将传统的隐逸理论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中隐”目的在于比“大隐”、“小隐”更精巧地平衡集权制度与士大夫相对独立间的矛盾。因此“中隐”理论普遍为两宋士人所接受是必然的。
欧公在仕途生涯中曾几度沉浮，生活上也屡遭挫折，他始终能泰然处之。他无论在何种处境中写成的文章，都显出自然淡逸的风格，这决不是依靠个人的意志力控制或完全有赖于有意识的艺术追求所能实现的，确切的说，是欧公固有的心
态。面对仕途和生活的不幸，他没有步许由的隐逸之路，而是把古人的隐逸精神融入内心世界，用一颗平静的心去面对周围的一切。这种精神品质才是崇高的。
隐逸精神到了两宋已被完全内化，表现出来的是有志之士身上的闲适、潇洒、旷达和超然的精神品质，这是隐逸精神的升华，也是隐逸方式的最高境界，这种变化与儒释道三教相互渗透是分不开的。中唐以后隐逸文化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但
隐逸精神并没有消失，它被士大夫继承下来并有所发展，他们用这种精神来调节自己的心态，使自己用一颗安宁和谐的心去对待生活中的一切，正是他们使隐逸精神找到了最终的归宿。得到了圆满的升华，从而走向完善。
隐逸文化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生活的反映，是他们审美境界的人生追求。同时，隐逸文化也保证了士大夫相对独立的人格价值、社会理想、生活内容和审美情趣等。正是有了这种隐逸文化。中华民族有了一种“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自慰精神。无论面对怎样的打击，他们都能将其淡化、抹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外界再凶险，而个体的心情总是宁静的；处境极困难。总认为人生是美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