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文化对于中国的哲学意义
——冯韵茹 吴晓河 苏小强
一、何为隐逸文化，隐逸文化的内涵
关于隐士，《辞海》中的条款是这样界定的：“隐居不仕的人”。《南史"隐逸》篇中认为：“含贞养素，文以艺业，不尔，则与夫樵者在山”，由此可见，所谓隐士，即是隐于深山，拒而为官，并且将自己的生活方式完全混同于一般的农夫山樵的文化人。
有人说中国过去的隐士，就是西方文化中自由主义者“不同意”的主张，他不反对，反正个人超然独立，这是民主政治的自由精神。这个比方表明上看起来很对，实际上还是不大对，因为中国一般知识分子中，走隐士路线的人并不是不关心国家天下大事，而是非常关心，也许可以说关心得太过了，往往把自己站开了，而站开并不是不管。印度的思想，绝对出家了，去修道了，就一切事务不管；中国的隐士并不是这种思想。研究中国的隐士，每一个对于现实的政治社会，都有绝对的关系，不过所采取的方法，始终是从旁帮助人，自己却不想站到中间去，或者帮助他的朋友，帮助他的学生，帮助别人成功，自己始终不站出来。在中国过去每一个开创的时代中，看到很多这样的人。像这一类，也属于隐士之流的思想，明知道时代不可以挽回，不勉强去做，不作儒家思想的“中流砥柱”——人应有中流砥柱的气概，但能不能把水流挽回呢？这是不可能的，只可以为自己传忠臣之名而已，对时代社会则无法真正有所贡献。道家说要“因应顺势”，这类人的做法，就形成了后世的隐士。当然在当今如此开放如此尊重人才的社会，大可不必做隐士了。
隐士是政治腐败的产物，是社会处于颓势时正直的知识分子的选择一种。明知时代已到了不可挽回之势，或可做逆流而立的“中流砥柱”，从而毁灭于险恶的世俗潮流，或可混同于世俗的黑暗，与腐败的社会一同迷醉。而另一些人则选择了山野，选择了隐居，过一种超然物外的生活。然而表面的超然并不能掩盖他们内心的痛苦，更不曾麻木他们对社会，对人民的关切之情。于是，他们以另一
种方式表达自己“济苍生”的愿望。中国的知识分子普遍有一种奇特的心理，没有一个知识分子人不想投身于世俗政治的潮头，“治国平天下”，从而去张扬人性中积极出世的一面，然而他们又无一例外地向往着隐居的生活，总是向往着世俗之外的世界。出世和入世，就像一个神奇的魔方，无情地折磨着中国一代又一代在矛盾中挣扎的知识分子。出世为官，是他们永恒的追求；隐于山林，则是他们逃遁世俗的方式，也是他们对政治以外生活的某种调节。或是长隐，或是短隐。暂时或永远地远离那种人心相煎的政治潮头，让自己在自然的山水中尽情地放松，也从中体会生命的意义，这是许多人所共同的心理。
陶渊明在中国长达五千年的历史中，历代均有名隐的记载。晋时的陶渊明虽然算得上是一个文人，但《晋书》、《宋书》、《南史》均将他列为“隐逸”。陶渊明年轻时即有报国之志，“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可见他的少年壮志。晋义熙年间，陶渊明在其叔父陶逵的介绍下，出任彭泽县令。然而到任八十一天，有浔阳郡派邮差至，属吏让他“当束带迎之”。陶渊明觉得这是对他人格的玷污，“我岂为五十斗米向乡里小几折腰。”遂弃官而去，并写下《归去来兮辞》：“归去来兮，田原将芜胡不归”，“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离官弃任的陶渊明每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其闲情逸致，令很多文人叹羡。陶渊明的“隐”比他的“文”在历史上更有名气，或者说，陶渊明其实是以他的“隐”而显其“文”的，否则，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历代文化人中，以陶渊明原有的诗文，也许早就被人们淡忘了。
文字记载中，中国最早的隐士是尧时的巢父。据说尧曾想把帝位让于巢父，但巢父却跑到深山老林中做了一名农夫，并且在大树上筑巢为屋。尧后来又想把帝位传给另一个文人许由，许由听了这话，觉得对他的听觉是一种污损，便跑到河边去洗耳朵。正好巢父牵着牛从此路过，巢父问许由为什么要洗耳朵，许由说：“尧叫我去当什么鸟官，这种话弄脏了我的耳朵，所以要来洗一洗。”巢父听了冷笑一声，说：“你如果住在高山深谷之中，不与世人交往，又有谁会来打扰你呢？现在你这样故作清高，其实是为了沽名钓誉，我还怕你洗耳朵的水弄脏了我牛的嘴呢！”说完便牵着牛到上游去饮水了。这些古代的文人，一个比一个隐逸，一个比一个清高。
二、隐士文化的哲学意义，古今两方面
历来学者对隐士都是持反对态度的，认为隐士逃避现实，应负国家衰亡之责。当然，隐逸不宜提倡，年轻人隐逸不仅不宜提倡，还应加以反对。但隐逸者所创造出灿烂丰富的文化却不容否定。而且，隐逸的根源在政治浑浊和强权统治，应该鞭挞的正是这一批独夫民贼和卑鄙之徒。《南史?隐逸》有云：“夫独往之人，皆禀偏介之性，不能摧志屈道，借誉期通。若使夫遇见信之主，逢时来之运，岂其放情江海，取逸丘樊？不得已而然故也。”天下事，能努力的，当然应该努力，但有时是努力而无济于事的。苏东坡《大臣论》有云：“天下之势，在于小人，君子之欲击之，不亡其身，则亡其君。”结论曰：“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势然也。”如武则天、慈禧，只一妇人，然天下势在其手，千军万马都不能奈其何，又何况一手无缚鸡之力的士人呢？当然强者可以反抗，虽失败也不要紧。弱者呢？只好退隐，总比同流合污要好。隐士表面上超脱，在意识形态上也表现出超脱，实则内心都有无穷的痛苦。
旧时认为隐居的人不求官，不求名，不求利。《旧唐书·隐逸》称“所高者独行”，“所重者逃名”。《易·蛊》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又有一句话叫做：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意思是居于朝廷中的是隐的最高境界，隐于山水之间的不过是隐的初级境界，而一般的隐于人海茫茫之中。这似乎有些矛盾。但如果居于庙堂之上，却又不求名，不求利，确可称为大隐。但事实上，我们所熟悉的一些隐士，还是一些小隐，真正的大隐，是隐到连姓名都不曾留给世人。
中国当今某些社会精英表现出来的隐逸倾向，本质上可以概括为一种“在历史夹缝中的逍遥”。所谓“历史夹缝”是指的置身于“前现代”(Pre-Modernity)与“后现代”(Post-Modernity)这样两个巨大的历史板块之间。
改革开放以来，短短 30 年间，中国社会正经历着西方经过 300 年、甚至更长时间才完成的历史过程：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生活在前现代与后现代这样两个历史板块的碰撞与挤压之中，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情境——中国式的现代性(Modernity)。这是解读当代中国精神现象的一个基本要领。
然而，在中国社会精英中最为典型的，是某种“前现代”的精神气质。表面上看，当今中国人似乎早已失落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包括隐逸传统。经过了从“五四”到“文革”的种种“与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运动，中国人似乎早已“西化”、或者“不中不西”了。其实，这是一种极为片面的观察。中国人终究还是中国人。传统就在我们的当下，就流淌在我们的血液之中。
民族性乃是现代性的一个基本涵项。唯其如此，我们才会在当今中国各界精英当中观察到这样一种普遍的现象:他们不仅往往热衷于搜集古董、把玩文物，酷爱书法、喜好藏书等等，而且在其私生活中往往热衷于规避都市、逃离喧嚣，寄情山水、结庐田园，如此等等。这些嗜好、倾向都透露出一种浓郁的传统
文化色彩，犹如古代道家隐逸文化的代表作《庄子》的篇名:“逍遥游”。这些社会精英似乎特别能够感受自己的传统文化的魅力。这绝不能被简单地归结为“附庸风雅”，而有其更深刻的缘由:这种文化魅力正好为他们提供了消解制度化现代性之压迫的管道。确实，对于我们来说，中国的文化传统似乎扮演着两种截
然不同的角色:既是我们的遗恨，又是我们的至爱。
20 世纪以来，西方知识精英开始对“现代性”进行深刻的反思、批判;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来，这种思潮迅速地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弥漫开来。本来，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现代性的凸显是从独立自由的个体性、即“单子性”的张扬开始的，在这种意义上，现代主义的核心就是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这是现代社会各个领域的基本精神。但是，现代性的制度化的现实结果，却走向了其初衷的反面，而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社会制度架构，无所不在、无孔不入，在这种架构下，我们并没有获得真正的个体性，而是被制度化了。
例如，消费者被媒体“引导”，而媒体其实却是被制度“引导”的。生活于这种巨魔一般的架构之下，个人会感到一种压抑感、压迫感，甚至虚无感、荒诞感，于是产生逃避、乃至反抗的情绪反应。在思想界，这就是“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崛起的缘由所在。后现代主义者对各种“基础主义”的解构、对各种“中心主义”的拒斥，其实是对这种制度化现代性的一种抵制情绪;他们所倡导的“自我放逐”、“边缘化”，便表现为一种类似“隐士”的生活态度。这与古代的隐者极其相似，都是对现存的某种社会制度架构的一种拒绝和抵制，这就是古今隐逸的相通性，尽管两者所面对的社会架构是不同的。
如此这般的前现代气质、后现代倾向，犹如两个漂移的地壳板块，挤压着我们的“现代”状况，使得每一个人似乎都是一束矛盾的存在。然而以上分析恰恰表明了:当今的隐逸者的“逍遥游”之所以是可能的，恰恰在于他们在精神上同时植根于后现代与前现代之中。因此，这种“隐”并非真正的隐，亦即并非彻底地“避世”、“出世”，并非“不食人间烟火”、“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恰恰相反，他们都是当下的存在者，都是“现代”的创造者。他们对现代性的反思、批判、“精神杯葛”，其实正是对某种更为真切的现代性的想往，这种现代性或许才是真切的个体性的实现。因此，他们的精神诉求，正如孔子所说:“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
现代社会不再有隐士，但却不缺少“隐士精神”，或说“隐逸精神”仍是存在的。
早在明清时期，隐逸精神就已经的世俗化，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一种文化潮流。从山林走向闹市，从自然走向社会，从超逸走向世俗。这个时期的文人要把精神的快乐建立在物质享乐的基础上，在世俗中获得快乐、潇洒、自在。更多的隐士散见于城镇闹市。他们身在闹市，心却超然于权势之外，身不入深山，而心似高山，与“身在江湖，心存魏阙”的山林隐士相比，他们的精神世界更纯洁更高逸。他们是不被称为隐士的真隐，是无冕之隐。如扬州八怪金农，郑板桥、李方膺等三个代表，他们晚年都以书画为生，品性高逸，虽生活在闹市，同样不失隐士文化的真精神。
直到中国当下社会，世俗化的隐逸仍然是隐逸的主要特点。现在的中国社会，隐逸精神应该是存在的，并且伴随西方文化的影响，形成了新的存在和发展形态，或者，对隐逸精神的新的理解而影响着一部分现代人的精神世界和生活，当今的隐士精神、隐逸的根源在政治浑浊和强权统治。所以我们认为他首先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不同流合污的精神。强者可以反抗，弱者只能隐退。众人皆浊我独清，就是这么一种洁身自爱。
隐逸者创造出了灿烂丰富的文化，所以又表现出一种超脱。但这种超脱仅仅停留在意识形态上，隐士的内心都有无穷的痛苦。算是一种自我安慰。
隐士追求的是一种“柔淡远”，这于今日浮躁的社会很有意义。如何做到保持自我本色，如何做到顺其自然，隐士给了我们极好的参考。
当然不提倡年轻人一味追求“隐逸”，邦无道则愚，有道当智。如今正应该积极进取，学习隐士的真善美，不要学那种消极。
山水诗和隐逸诗可说是孪生姐妹。要隐逸，就必然会得意于丘中，倘佯于林泉，这必然会拥抱山川、赞美山川，吟哦之间，形成寄情于景、借景抒情的山水诗。和前朝山水不同的是，六朝的山水诗，更多一分超然物外的意境和逍遥自适的心情，诗风则更加轻灵飘逸，文笔则更加婉约隽永。有人认为，六朝诗风
过于浮靡，这如果是指部分诗作，特别是后期的某些所有的诗都归结为浮靡，是失之偏颇的。有人喜欢把六朝的诗同汉赋相比，认为后者气势雄浑，而前者则纤巧有余，凝重不足。
这是一个审美取向的问题，犹之听惯了黄钟大吕声响的人，往往会不喜欢丝竹轻音。其实，汉赋也好，六朝诗作也好；黄钟大吕也好，丝竹轻音也好，凡是优秀的，都有其美学价值，而不能用一根尺子来衡量。
拿六朝的山水诗来说，就不乏佳作。像左思的诗句“未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谢灵运的诗句“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和“望山白云里，望水平原外”；谢的诗句“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等等，其意境之美，可和盛唐的山水诗相媲美。钟嵘的《诗品》，对谢诗的评价是：“一章之中，自有玉石”；“奇章秀句，往往警遒”。清代的王夫之在讲到谢的诗时说：“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隐然一含情凝眺之人，呼之欲出。从此写景，乃为活景，故人胸中无丘壑，眼底无性情，虽读尽天下书，不能道一句。”说得很中肯。当然，六朝的诗作包括山水诗，也有平庸的，也有一味堆砌辞藻而流于浮靡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批评的“鬻声钓世”、“淫丽烦滥”，就是指的这种文风。
隐逸思想流传至今，我们若能够辩证地看待，它也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许多人都会在心灵深处勾勒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图景，忙碌至于希望回归山林，返璞归真；越来越多的人追求“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理想境界……我们积极入世，但也曾有过隐逸的想法，遇挫时隐逸便成了精神寄托。
隐士思想，隐逸文化，是中华文明中的一块并不张扬但一直温润如昔的美玉。
在当今重视人才的社会，人人尽显其才，世界的多元化趋势也使得人类的智慧充分开发。可以肯定，人类史的进步，社会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趋势，而隐士文化也成为人类进步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