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逸文化对中国文人的影响
——张兆林 王楠 刘力
中国的隐逸文化源远流长，但是真正有记载的是商朝末年的伯夷与叔齐。因而，研究中国的隐逸文化当从二者开始。一种文化的存在是诸多因素造成的，特别当时的社会存在更是决定了一种文化的产生及其状态。
一、伯夷与叔齐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
１．二人所处的小环境
伯夷（名允字公信）与叔齐（名智字公达）都是商末孤竹国君王（姓墨胎氏）的儿子，均为学达之人。孤竹国君生了三个儿子，孤竹君生前有意立叔齐为嗣子，继承他的事业。后来孤竹国君死了。按照当时的常礼，长子应该即位。但清廉自守的伯夷却说：“应该尊重父亲的遗愿，由叔齐来坐国君的位置。”于是他就放弃君位，逃到孤竹国外。大家又推举叔齐作国君。叔齐说：“我若为国君，于兄弟不义，于礼制不合。”也逃到孤竹国外，和他的长兄一起过流亡生活。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由中子继承了君位。
２．二人所处的大环境
商朝末年，国势日益衰落。商纣王贪图享乐，荒淫无度，喜好喝酒，沉迷于女色之中，常常彻夜嗜酒寻欢。面对商纣王的荒淫无度，很多大臣都深感忧虑，有的甚至背叛了他，商纣王于是加重刑罚，反对他的人，甚至向他提出劝谏的亲信臣僚，都被施以重刑，轻者终生残疾，重者全家丧命。商纣王的残暴激起了越来越多的诸侯的反对。此时，地处商朝西边的属国周日益强盛，最后终于在牧野之战中打败商军。商纣王在鹿台投火自焚而死。残暴的商纣王自取灭亡，周朝正
式取代了商朝。
二、伯夷与叔齐隐逸的原因及隐逸的生活
为了躲避残暴的商纣王，伯夷叔齐居住在北海之滨和东夷人一起生活，听到周文王兴起，国内稳定，生产发展很快。他们相约到周国去生活。但是走在中途，
就遇见了周武王伐纣的大军，原来这时周文王已经死去，周武王用车拉着周文王的木主（牌位）奔袭商纣。他们二人顿时大失所望，就向周武王叩马而谏：“父死不埋葬，就动起武来，这能算作孝吗？以臣子身份来讨伐君主这能算作仁吗？”后来周武王与商纣王大战于牧野，血流飘杵，由于商纣王阵前的奴隶兵倒戈，周武王才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灭掉了商朝，建立了新的王朝——周朝，这正是公元前1046年。伯夷叔齐十分鄙视周武王的这种做法，遂至首阳山隐居。
首阳山位于今甘肃省渭源县东南34公里的莲峰乡享堂沟，海拔在2186－－2509米之间，因其列群山之首，阳光先照而得名。在黄河北岸，终南山东端的对面。
“山上树木稀疏，也无人家屋宇，只有玲珑孤空岩穴，可以藏身；山头石罅，有些许薇蕨之苗，清芬叶嫩，可以充饥；涧底岩阿，有几道飞瀑流泉，澄泓寒冽，可以解渴”。这为伯夷和叔齐提供了生存所需一定的物质资料。二人主要靠山中的野菜和动物的皮肉来生存，但是由于物质来源的不确定，二人经常食不果腹。为了抵御这种饥饿，也为转移注意力，二人在山中经常通过唱歌来排解这一切：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吾适安归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
某一天有个周人嘲笑他们：你们不是不吃周朝的粮食吗？这首阳山也是周天子的领地啊，你们吃了这山上的薇菜，难道不是周朝的粮食吗？伯夷与叔齐觉得别人说的有理，惭愧得不行。于是开始绝食，连薇也不吃了。挨了几天，饿死了。
据《韩非子》记：周武王“以将军葬于首阳之下”，对他们的气节表示钦佩。
三、伯夷与叔齐隐逸对后世的影响
伯夷与叔齐隐逸是中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隐逸史的开端，对后世的文人有着重要的影响。
他们的让国和不食周粟，以身殉道的行为，得到了儒家的大力推崇。当子贡问孔子：“伯夷叔齐何人也？”
孔子立即回答说：“古之贤人也。”又问：“他们对所作的事不觉得后悔吗？”
孔子说：“他们求仁而得仁，没有什么后悔的。”后来又进一步说：“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如今称之。其斯之谓与。”原来伯夷叔齐的行为正符合儒家的价值观。儒家认为，人生价值不在于你能获得什么功名利禄，而在于你对社会作出了什么贡献，在后世对你
的评价中来体现人生价值，这就是所谓的留名千古。所以孔子强调说：“伯夷叔齐……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非圣贤而能若是乎！”
《孟子・万章下》：“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
儒家把伯夷、叔齐的精神归纳为崇礼、守廉、尚德、求仁、重义。这也正是儒家仁政学说的核心内容。儒家的仁政学说是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从时间先后的意义上可以说，伯夷、叔齐是儒家政治主张的先驱者。德、礼、廉、仁、义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
中国是礼义之邦，向来认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仁政学说经历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是当时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有消极的一面，主要是束缚人民群众的创造力；但也有积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适应了历史发展的需要。
首先，仁政主张维护了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的社会秩序。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虽然存在着剥削与压迫，有许多黑暗和丑恶的存在。
但却是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阶段，因而在一定时期它的存在有一定的合理性。
在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形成上升时期，仁政主张维护了社会秩序的稳定，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因而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奴隶制社会的奴隶与封建制
社会的农民的处境．如同马克思所说的布利丹的驴的处境：“不是在两包甘草之中选择那一包更甜，而是在两种棒打之中选择那一种更轻。”仁政的压迫形式相对比较缓和。是一种较轻的棒打，因此奴隶阶级和农民阶级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宁愿接受仁政而反对暴政。但到后代，由于伯夷、叔齐作为封建纲常的偶像被统治阶级利用，消极作用明显，阻碍了社会的发展。
其次，礼义思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孕育了一大批爱国的志士仁人，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脊梁。历史上许多志士名人在国家民族危亡之机，常从伯夷、叔齐的精神中吸取力量，保持坚贞的名节。南宋爱国将领文天祥抗元兵败被俘，元军统帅对其劝降说：“国已亡矣，杀身以尚，谁复书之？”文天祥答道：“商非不亡，夷、齐自不食周粟。人臣自尽其心，岂论书与不书？”并要效法伯夷、叔齐绝食以殉国。他被囚期间写了一首《和夷齐西山歌》，以表明自己的心志。“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的殉国，历来受到人们推崇。
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也推崇伯夷、叔齐。他寻访天下，千里奔赴冀东，作《谒夷齐庙》诗，借赞扬两位先贤“甘饿首阳岑，不忍臣二姓”，表达自己怀念故国，不事清朝的决心。
伯夷、叔齐的言行虽有时代的局限性。但是，作为一种稳定的心理积淀，夷、齐精神依然是国人宝贵的思想财富。“求仁求廉”与“不食周粟而死”，前者体现为精神品格上的追求，后者体现为坚持原则的骨气。作为孤竹国的嗣侯，伯夷、叔齐有崇高的社会地位，衣食充裕而不会有任何忧虑。但在财富面前，他们取的态度是廉；在地位面前，他们取的态度是让。不仅如此，伯夷、叔齐之“不苟取”，还表现为二人至周后，不接受周公对他们要“加富二等，就官一列”和周武王愿“让以天下”。
他们说：“此非吾所谓道也。”依然坚持廉和让。而在背后主宰他们的却是“志”和“义”。为了实践自已的“志”和“义”，他们可以不贪财，不恋故国，不受周官；同样，为了实践自己的“志”和“义”，他们可以做到不辱其身，舍生取义。这是惊世骇俗的壮举，堪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他们不愧为那个时代的精英，可作为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载入史册。
四、弘扬伯夷、叔齐精神的现实意义
对于传统文化我们要批判继承。任何民族的今天都是由过去发展而来的，一个民族如果只依赖过去显然是不会有所发展的；但是一个抛弃祖先的民族注定
也不会有前途的。社会主义文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人类历史所创造的知识总汇发展创新的结果。伯夷、叔齐的精神有着积极的因素，应当加以继承和弘
扬，做到古为今用，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
从伯夷、叔齐的言行中，不难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礼、廉、仁、义、和合、抱节、守志等观念。这种仁德为重、廉让为先的品格，忠于国家民族的气节和坚守理想的志向，被人们称为“夷齐清风”。我们弘扬“夷齐清风”，对于培养全社会的谦恭揖让、知廉明耻、追求正义、崇尚气节和安分守己的民风，将会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作为维系社会稳固的良知，伯夷、叔齐精神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有益的精神力量。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伯夷、叔齐的隐逸并没有将他们那种高贵的品格淹没，高贵的品质因二人隐逸而更为光辉，反而在中国的发展史上造就了一个崭新而独特的现象——隐逸。